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陈伟生

控制、净化、消灭是对我国“疫病防控”的规划要求。目前，就我国国情来讲我国还处于以“控制”为主的第一阶段“消灭”对外已宣布 2 个疾病“净化”大部分还做不到。现在大部分疾病基本还处于控制阶段，控制的政策基本上是围绕国情来制定的。大家对于强制免疫的政策都有不同的认识和看法，去年建议取消强制免疫体系，有不少人还是比较认同的。但是，以养猪业为例，2007、2011 年以及从去年到今年养殖业都面临了很大的困难，前两次都是由于猪发病，导致了 CPI 的极力上涨。而这一次不是猪病的问题，是迫于环保的压力，限养，这次的补栏大家积极性不高不是不愿意补，而是找不到地方。

强制免疫政策对于疾病防控方面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其实，这一系列免疫政策的推进，是对整个社会的普及的支持。这些政策是为了培养养殖户对免疫的重视，因为规模化养殖企业可能懂得，小规模散户对免疫的意识不正统。这几年的强制免疫政策对于保证畜牧业的健康和肉类的供给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么多年来国家对于强制免疫的资金投入是巨大的，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和引导，畜牧产业不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和发展，所以我们要看到强制免疫所带来的正面的意义。而且，除了大量的资金投入，强制免疫还需要大体系的人员，从组织采购、发放、实施，监测到评估。每年聘用 64.5 万名村级防疫员开展春秋集中免疫和每月补免。规模养殖场自己聘用兽医和技术人员开展强制免疫工作。

《国家中长期动物疫病防治规划（2012-2020）》中提出要实现重点疫病从有效控制到净化消灭，控制重大动物疫病、控制主要人畜共患病、消灭马鼻疽和马传染性贫血、净化种畜禽重点疫病、防范外来动物疫病。但是落实起来却不太容易的。因为养殖密度不断增大、活畜禽流通频繁。同一场点多种病原并存、混合感染严重。畜禽频繁接受免疫，健康状态很难保证。所以，今年农业部和财政部联合下发文件对动物疫病防控支持政策进行了调整，一是调整了国家强制免疫和扑杀的病种 ；二是建立强制免疫和扑杀病种进入退出机制 ；三是优化强制免疫补助政策 ；四是完善强制扑杀补助政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将中央事权下放到了地方，地方根据具体情况制定政策，权利下放了，当然地方也要肩负起更多的责任。

对于疫病的防控，现在在选择防控措施前先要对疾病风险进行评估，包括 ：疫病的传播风险、生产损失风险、贸易损失风险、社会影响风险。然后根据评估选择防控措施，是监测 + 扑杀、扑杀 + 局部应急免疫、区域性强制免疫 + 扑杀还是全面强制免疫 + 扑杀。如果要强制免疫也要进行评估，是否有可用疫苗，免疫配套技术的可行性，疫苗的费用，免疫运输、耗材、人工以及监测费用等。

其实对于强制免疫政策的调整，政府也需要参考很多因素，如畜牧业规模化程度、疫病流行率、强制免疫投入产出比、是否有有效的替代防控措施等。

针对目前这种状况，我们疫控方面主要是在做五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疫病监测 ；二是诊断平台 ；三是疫情研判 ；四是防控策略 ；五是应急处置。做这个五个方面的工作主要是实现三大目标 ：一是诊断清楚，建立一个国家动物疫病诊断的平台，这个平台要有动物疫病确诊的机制、动物疫病诊断的标准程序、动物疫病诊断专家队伍、动物疫病诊断技术能力 ；二是研判准确，建立 CADC 动物疫情研判分析团队，统筹整合信息资源、准确把握疫情形势、及时判断疫情走向、提供决策技术支撑 ；三是防控有效，就是怎么利用好 CADC 政策研究团队、防疫专家委员会、体系人才资料、高校和科研院所智力资源，来提高政策研究、技术措施与评估能力，为防控政策及技术提供建议，组织落实防控措施，疫情的应急处置和政策及措施后的评估提供帮助。

对于动物疾病净化，目前的重点放在种畜禽上，农业部畜牧业司也出台了六大全国畜禽遗传改良计划，包括生猪、蛋鸡、肉鸡、奶牛、肉牛、肉羊，这六大计划是为了提高性能，但是其实我们与外国生产性能的差异不大，最大的差异是在疫病方面，为什么说在疫病方面，因为影响我们生产繁殖不够高的原因都是由疫病导致的。所以源头在种畜禽，没有健康无疫的种畜禽，现代畜牧业就不能实现。在生猪改良计划中就提到遗传资源交流的主要障碍在于疫病。要建立核心的育种场，种公猪站就要多的进行遗传交流，但是由于疫病的问题，不敢进行遗传交流，所以对于疫病净化在种畜禽方面是重点。

对于近几年净化推动模式的探索还是有一点的效果，首先一点是要从重点病开始如口蹄疫、伪狂犬病等，还要和大家达成共识，要从简单的入手逐步向难的方面推动，2013 年起，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启动实施了《规模化养殖场主要动物疫病净化和无害化排放技术集成与示范项目》，从场入手场区结合，由易到难分层实施，技术推广综合应用，示范带头创建推动。

净化的政策一直也在探讨中，净化初期采取财政激励自愿参加的原则，设立净化专项资金，并与现行畜牧兽医补贴政策相结合，净化中期则是市场推动，制定规范，包括企业的无疫认证，动物及动物产品安全分级制度，到了净化的后期可能就需要政府主导来强制实施，制定市场准入制度和疫病区域化管理制度。

当然，各方也要有自己的责任分工，养殖企业要做好自主监测与净化，扑杀、淘汰，尤其是做好生物安全措施，技术部门要集成净化技术并推广，总结净化经验并推广，建立净化评价体系，评价净化效果，政府机构要出台法规政策，建立公平竞争环境，奖优呈罚。

最后一点，当然是要建立长效的机制，建立制度、推广宣传、人员队伍、指导培训。

现在，基层兽医公益性机构人员数量持续下降，经营性服务组织虽然悄然兴起，但尚未发育，1999年乡镇兽医服务站有4.5万个，到了2014年只剩下3.2万个，乡镇站服务人员也从25 万人下降到了14万人，目前从执业兽医资格考试开始以来获得执业兽医师资格的人有 5.6 万人，注册的只有1.7万，大部分还是工作在大城市的宠物医疗机构中，在一线养殖场的很少很少，很多乡村兽医的水平又不够，我们制定的相关政策中还规定需要执业兽医来进行开药、处方。所以，这个现在我们所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新型兽医社会化服务发展空间巨大，整个动物生产中产前、产中、产后的多个环节如诊断、治疗、防疫、药品、技术培训、屠宰、检验检疫、无害化处理都与兽医工作密切相关。

当然，当前也面临着很多问题，一是制度供给不足，服务衔接机制不完整，公益性与经营性定位不清，统筹协调不足 ；二是供需结构不合理，多元化需求难满足，服务领域单一，专业化服务水平差；三是基层服务定位不明，主体功能不突出，缺少“因地制宜”导致基层服务能力弱，区域发展不平衡。为新型兽医服务体系重构创造条件要从主体培训 + 领域拓展 + 人才培养 + 政策支持 + 机制创新方面入手，思考怎样实现运行市场化、服务专业化和主体多元化。未来新型兽医社会化服务一定要因地制宜，不可能全球都一样，要实行模式多样化。现在正在探索未来构建新型兽医基层专业性服务组织，她是可以承接政府、企业、协会、院校，服务于养殖和屠宰环节，在服务过程中可以反馈出养殖和屠宰中的问题，再把这些问题反馈给上一层的政府、企业、协会等。

动物卫生监督方面，现在大家十分重视食品安全，要求严格监管加强执法保障食品安全，也就对动物卫生监督提高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动物卫生监督面临很多新的挑战，全面暂停征收检疫费政策、屠宰环节监管执法职责转移、基层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撤并。但是这些挑战对于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内部来说是不适应的，包括对机构建设与动物卫生监督工作的不适应、监管模式与动物卫生监督工作的不适应、执法队伍依法行政与监管需求的不适应和动物卫生监管职责边界依法行政要求不适应。下一步我们要探讨的是在养殖环节、移动环节和屠宰环节中依据我国国情如何利用官方兽医、专业人员做好检疫及监督工作。